儒法道三者构成了中国领导力的哲学基础

领导力的概念和体系是从西方传入的，中国此前并没有专门的领导力学科。但中国人自古以来追求的就是入世和经世致用，诸子百家所探讨的多是治国之道，必然涉及到领导者、领导力这样的主题，诸子的思想中有大量关于领导力的思考。中国传统的领导力哲学是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的。

以品格为核心的儒家领导力

管理学有一个研究结论，领导者的格局、胸怀、气度、境界、追求，以及价值观，对于组织的未来往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也是决定组织命运的关键因素。

儒家领导力哲学的核心，是内圣外王，是立德立功立言，是以品格为核心的领导力哲学。儒家的理念，用宋代理学家张载的话说，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儒家的重心，强调的是“修己安人”“内圣外王”“有体有用”。在儒家看来，领导者必须具备“圣”“王”的双层资格：有“圣”人修己之体，然后才能为“王”者治人之用。儒家所强调的是，内在品格的养成是领导力成长的前提。

从自我反省和人格养成入手，孔子把领导力的展开分为“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三个阶段，“修己”才能“安人”，才能“安百姓”。换言之，修身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儒家看来，领导力形成的过程，就是自我的修养、境界的提升的过程。

以自我修身始，以平治天下终，这也是一个领导者自我突破的过程。一个领导者要想走向卓越，首先要反思自我、认识自我，进而管理自我、提升自我，从而具有更高的格局、胸怀、气度、眼光、境界。所以儒家推崇的君子、豪杰、圣贤，代表的都是儒家理想中的领导境界。而君子、豪杰、圣贤的核心，是代表价值观、传承价值观、践行价值观的强烈道德自信。所以就有了“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浩然之气。真正的儒生都会有强烈的担当意识、责任意识、天下意识。所谓的“民物命何以立，圣贤道何以传”。儒家的领导哲学，为领导者提供的是一种清晰而坚定的理想与追求。儒家的领导哲学，是建立在品格与价值驱动基础上的。是以品格和价值观为核心的领导力，是以社会责任和天下情怀为核心的领导力，强调的是既自强不息，又厚德载物。

卓越的组织源于卓越的领导力。企业家的层次，决定了企业的层次。企业家的高度，决定了企业的高度。企业家的境界，决定了企业的境界。企业家的导向，决定了企业的导向。企业家的文化与价值观，决定了企业的文化与价值观。企业家的局限，也因此就决定了企业的局限。

领导者是组织的核心，领导行为的本质就是要处理“人”与“我”的关系。领导力的突破过程，其实就是一个突破自我的过程，就是一个打通“人我”、融汇“人我”的过程，就是走出小我、成就大我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对品格与价值观的重视，对社会责任和天下情怀的强调，奠定了中国企业家自我提升与价值追求的基础。

以现实为核心的法家领导力

在中国文化中，儒家一直扮演着主体的角色，儒家为中国人提供了理想的人格和价值的追求，有很多很正面的影响，但是儒家也存在其局限性。如果你读过《论语》，你读过《孟子》，你读过程朱的著作，你会发现，不管是孔孟也好，程朱也好，历代的儒家，反过来复过去，讲的就是一个主题，也就是“伦理道德”。问题在于，道德原则从来是完美的，应用道德的现实世界却从来都是不完美的。人生需要理想，但理想主义色彩过浓，变成迂腐的书生，却无法把事情做成。

对于领导者来说，只靠儒家的价值理念，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中国文化中还有法家的理念。

法家与儒家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儒家相信的是人有向善的可能，强调的是人性理想的一面，那么法家相信的是人有求利的本性，它强调的是人性现实的一面。

韩非子曾经说过一段著名的话。做车的工匠做好了车，就希望富贵的人越多越好；做棺材的做成了棺材，就希望人死得越早越好。并不是做车的道德多么高尚，做棺材的道德多么败坏，而是利益决定了他们的不同行为。在法家看来，这个社会，从本质上来说是围绕着利益而展开的。离开了对人的求利的本性的把握，你根本就无法对人进行基本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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