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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安到洛阳、北京，中国历代帝王的定都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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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历史悠久的国家，城市发展在历史中举足轻重。其不同阶段，城市均有不同的价值，而且这价值是不断变动的。总的来说，无非是政治、经济方面的考虑，从而使地理上的城市蕴含价值。世代绵延，城市也因人的存在而生发出文化价值。

中国历史悠久，尤其如此。比如上海，在 17 世纪时还是一片荒凉，称作渔村都算是夸大了，但后来因为东西文化碰撞，经济交流，瞬间崛起。比如重庆，全是山，满山雾，被称“山城”，闭塞崎岖，本来不是那么显眼，但因为抗战时为临时首都，政治上举足轻重，于是名闻世界。比如大理，本来也是做过都城的，大理国以此为都城达 516 年，自大理国之后，也就很少有人注意了，直到近世旅游兴起，又进入人们视野。在中国古代，雄关重镇，受影响最深的是政治影响。而政治视角又是以经济和军事价值作为基础的。所以，凡能作都城的，必是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历朝历代，帝王们选择都城，都是以此为基础，后人总结前人经验，知其兴亡之因，从而郑重选择都城，久而久之，自然形成了一套原则，也形成了独特的定都哲学。

中国几千年来，大大小小的帝王，有男有女（比如武则天），加一起共有 559 个。377 个是皇帝，162 个事国王。如果从黄帝算起，到溥仪搬出金銮殿为止，大约有四千六百多年，政权共 83 个。但这么长时间，这么多人，在定都选择上，竟然出奇地相似。这不能不让人相信古代帝王们心思在某一点上是相通的，他们彼此虽然征战，有些覆灭了前朝，在都城选择上，还是坚持前朝的定都哲学。我们把中国古代重要的都城，按为都时间长短列出来，便一眼能看出其中关窍。

长安，也就是今陕西西安，是作都城时间最长的，共有 1100 年之久，从周到唐，历经十余代。其次是洛阳，共有 860 年是作为都城的。很长一段时间，洛阳是与长安并重的，比如唐时，它经常作为东都存在。北京，到现在依然是首都，中国古代为都城时间共 775 年，金元明清，均以此为都城。夏县，这地方在现在山西，主要是公元前夏王朝在此建都，共经历 440 年。南京，大大小小的王朝在此建都城的时间是 429 年。此后未江陵（419 年）、开封（349 年）、商丘（271 年）、杭州（220 年）、新郑（205 年）。新郑最古老，三王之世便做都城。但时间也是最短的。因为形势变化很快。长安，则是当之无愧的第一。

孟子曾说得天下的三大要素是，天时地利人和。长安地处渭河流域，控关中地区，地理优势非常大。而他不能再做都城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吐蕃兵势的威胁，唐内部溃败，经济彻底瘫了。所以，长安常常是文人墨客抒发思古之幽情的好地方。千年之久的长安，真的是让人慨叹“莫见长安行乐处，空令岁月易蹉跎”。甚至在明清之时，当时的都城已经是北京，但诗人们经常用“长安”代指“北京”。

古代的王朝兴起，最先是在黄河流域的，长安本就很近。但是，按理天子应该坐镇中央，以地理上论，中心应该在河南中原大地。（按：如今中国地理上的中心是甘肃兰州。）于是一个王朝建立时，必讨论定都何处。最初大概有两种意见，一是建都长安；一是建都洛阳。帝王和他们的知识分子参谋团为此非常纠结。最终的定论是，长安山河凭固，进可攻，退可守，比较安全；洛阳居天下之中，辐射天下，德化天下较为方便。第一种考虑是防，以防为主的。因为中国自古所受威胁以西域、河套、漠北、塞外为主，这些地区有很多少数民族，如匈奴、突厥等，时常攻伐，如果建都洛阳，一马平川，骑兵可以快速进攻，非常被动。北宋选择开封为都城，几乎就是无险可守，所以苦苦支撑。

长安就不一样了，地理优势非常明显。秦孝公在咸阳建都，咸阳西安非常近，只有三十公里，便可以“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长安自然也有此山河之固，东有潼关、西有大散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四座关口控制着进出长安的通道，易守难攻。在长安可以安全地图谋天下，并吞八荒。

虽然历史上，长安城是有两座的，名称也不一样。汉高祖定天下，就是考虑到这一点，理所当然地建了一个都城，称“长安”，在今西安市的西北。隋唐因之而发展到西安市的中心，这是隋文帝杨坚的注意，他要大兴天下，所以称为“大兴城”。隋文帝时期，帝国的威胁已经不是匈奴等塞外漠北之敌，主要在内部，所以隋文帝主要考虑的是内部政治。杨坚是依靠关陇集团而得天下的，他需要内部的政治支持，不敢离开长安。唐太宗的考虑是大抵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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