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性现实主义与物化理论卢卡奇艺术哲学研究

主持人：陈佑松

笔谈嘉宾：刘朝谦、邱晓林、黎明、刘可、彭瑾

陈佑松（四川师范大学影视与传媒学院教授）：卢卡奇不仅仅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更是西方现代哲学领域的重要人物。他是西方现代主体性形而上学没落的见证者，他和20世纪上半叶的许多思想家一样，力图为“西方的没落”寻找出路。

卢卡奇生活和写作的时代，一直从20世纪20年代持续到70年代。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背后有一个迅速流动的时代坐标：20世纪初的胡塞尔、海德格尔、罗森茨威格、卡尔巴特、斯宾格勒、乔伊斯、卡夫卡、艾略特、普鲁斯特等等；二战后的萨特、波伏娃、加缪等等；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的罗兰·巴特、德里达、列奥塔等等。

这个坐标是一个现代性晚期的景观图，是西方形而上学不断瓦解的路线图。卢卡奇与上述思想家、艺术家一样深陷其中，但他自始至终都以一种堂吉诃德式的倔强抵抗着这种瓦解。他的武器并不复杂：就是融合康德—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然而他难以调和康德至黑格尔的德国观念论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日益强化的唯物主义立场。晚期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扬弃、对德国观念论、唯心主义的彻底批判，实际上已经预言了后现代的景观。不然，何以海德格尔以存在论的视角高度赞扬马克思？

这或许正是卢卡奇复杂性的体现。如果用症候阅读法来理解，卢卡奇是西方现代性的重要症候性表征，对他的解剖或许能够对我们理解西方现代乃至后现代问题带来新的维度，对阐释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现代社会革命和转型提供一种哲学视阈。

卢卡奇的思想十分庞杂，文字也常常纠结。对此，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影视与传媒学院进行了数次讨论，形成了一组问题相对集中但又各自独立的笔谈文章。在这组文章中，邱晓林和黎明主要从总体性问题展开讨论；刘朝谦和陈佑松分别对卢卡奇的音乐理论和电影理论进行了论述；刘可和彭瑾则对现实主义和物化等问题进行了思考。

生命的总体性

邱晓林（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卢卡奇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美学家、文艺理论家，他的野心远不止于此。仅仅探讨各艺术门类，甚至是总体意义上的艺术本质，对他来说都太小了。他主要是一个哲学家，而哲学家关心的大多是价值问题。卢卡奇早年关心的是生命的总体性这个问题，其意是说，作为精神的主体和他格格不入的现实之间如何统一，或者说，就是生活和本质的关系问题。我认为这是从他早期写作《小说理论》，一直到他晚期写作《审美特性》，包括写《社会存在本体论》，始终都在瞄准的问题。所以他的理论具有强烈的伦理色彩。我们要想想，他去研究史诗、悲剧、小说，这些研究对他究竟意味着什么？在这个问题上，我认可冯宪光先生的判断，即对于卢卡奇来说，这些文学形式都负载着拯救人生的伦理责任。

他在《小说理论》第一部分第一章“整体文明”的开头，有一段很抒情的文字，描绘了他想象中的古希腊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状态，那种状态，对他来说，其实就是生活与本质的统一。诗人海子也讲过，荷马让他极其羡慕的是完全满足于对一个经验世界的表达，完全没有一种对经验世界之外的东西的追求，因为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在经验世界里了。这就是席勒所说的素朴的诗人。相反，浪漫主义诗人是感伤的，有怀乡病。感伤的诗人，总觉得生活在别处，总觉得意义在经验世界之外。这也是为什么卢卡奇去关注史诗的一个原因，因为史诗对他来讲，就是完美生活的一个样态，而悲剧则意味着这个世界的分裂。他为什么研究小说呢，其实跟黑格尔的说法有关，即小说是散文化时代的史诗。卢卡奇在小说中看到了一种可以和史诗媲美的东西，即他所谓“伟大的现实主义”。“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不仅呈现了现实中的种种矛盾，而且还揭示了造成这些矛盾的内在根源，所以阅读这类小说就可以获得一个关于现实的总体认识。而有了这种总体意识，人就不再是分裂的人。这就是卢卡奇极其看重现实主义小说的根本原因。但这里存在很大的问题，因为具有这种总体意识的主体，只是一个认识性的主体，它和史诗中那个体验意义上的总体主体是不太一样的。当然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卢卡奇的精神之旅是不是存在从伦理总体性向认识总体性的转移，要在认真读过他的后期著作以后才会有更加可靠的判断。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 网址: http://www.zxyjzzs.cn/qikandaodu/2021/0224/69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