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家的哲学研究——读袁仁琮的《庄周今读

文学家的哲学研究，与一般哲学家对哲学的研究是有区别的。导致这种区别的，最主要的是他们不同的学养。但也还有一些别的重要的原因——文学家由于他们职业的特点，就使得他们对哲学有自己特殊的关注点和关注方式。什么样的关注点和关注方式?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对这样的问题，我们不能仅从理论上加以演绎，必须找到相应的案例，并加以解剖，这样得出的结论才能让人信服。哪个文学家能充当这样的案例?笔者认为，贵州侗族作家袁仁琮颇具典型性，能充当这样的案例。这是因为，袁仁琮是个学者型、精英型的作家，他的创作成果丰硕，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版了短篇小说集一部——《山里人》(贵州民族出版社1986年出版);长篇小说八部——《王阳明》(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年出版，另有巴蜀书社2009年出版的修订本)、《血雨》(贵州民族出版社1999年出版)、《穷乡》(台海出版社1999年出版)、《难得头顶一片天》(远方出版社2002年出版)、《太阳底下》(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年出版)、《梦城》(作家出版社2007年出版)、《庄周》(巴蜀书社2011年出版);论著四部——《新文学理论原理》(贵州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鳞爪集》(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解读王阳明》(巴蜀书社2009年出版)、《庄周今读》(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出版)。尤其难得的是，袁仁琮的小说创作，喜欢选择哲学家题材。他的长篇历史小说《王阳明》、《庄周》写的都是哲学家，可以说，袁仁琮是当今国内少有的喜爱写哲学家的作家。不仅如此，他在完成了《王阳明》、《庄周》两部长篇历史小说之后，又把自己对这两个哲学家的哲学思想的思考和研究写成了相应的学术著作——《解读王阳明》和《庄周今读》，这就为我们研究文学家的哲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那么，文学家对哲学的研究有什么特点呢?笔者认为，至少有三个特点:一是关注现实人生问题，而不太注重对抽象的玄奥的问题进行思辨;二是真诚，即以虔诚的态度进行研究，相信自己的研究;三是在表述上形象生动，通俗易懂，可读性颇佳。

一、关注现实人生的问题

关注现实人生是文学家的共同特点，袁仁琮也不例外，这从他的小说中可以看得出来。如《王阳明》，尽管写的是明朝中后期的重臣王阳明，但实则是对文化人如何生存于世的思考，为此他曾说:“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文人大抵有三条出路:其一是跟统治者跑，为统治者服务;其二是回避现实，既不愿意同流合污，也没有勇气和人民站在一起;其三是和当时主流社会唱反调。最后一类是正直的有骨气的文人。他们认定人间是有真理存在的，问题是要努力去寻找，找到了就要不惜一切代价地坚持下去。这一类文人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优秀代表。王阳明属于这一类。不同的是王阳明比历史上许多正直文人的遭遇更惨，付出更多，也更执着。大凡作者笔下的人物和作者有某些共通之处，这也许是王阳明叫我如此动情的缘故吧?”［1］《穷乡》写的是一个叫甏洞的偏僻山区小村寨的事情，关注的是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贫困及发展问题。西部省份发展滞后，西部省份中的偏远地区的发展更显滞后而困难，它们如何摆脱贫困?如何发展?这是当今社会突出的问题，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难得头顶一片天》把眼光落在都市，关注的是城市里的普通工人，尤其是像赵铁这样的普通退休工人及他的儿子继红、儿媳妇春燕这样的下岗工人的生活。曾经让人羡慕不已的工人，随着改革的深化，他们的生活陷入了困境，退休的不能及时拿到退休金，没有退休的则下了岗，他们如何生存?如何发展?成了这部作品的关注点。《太阳底下》关注的是学校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当下的中小学教育，往往把教育质量与升学率混为一谈，把升学率高视作教育教学质量高的惟一标志，把提高升学率视作学校的惟一任务，不顾教育规律，不顾学生实际，盲目加压，结果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这部作品及时地对这一社会问题进行了反映和思考。《梦城》则再次聚焦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生活，聚焦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生活的贫困。在作品中，他极敏锐地反映出了这样的现实——农民祖祖辈辈都有一种成为城里人的愿望，但若真有这样的机会时，这些农民恐怕还是很难成为城里人，因为他们的素质还与城里人有较大的差距。这部作品关注的侧重点是贫困地区人民的素质，作品借山区农民的梦城情结探讨了山区农民过上富足美满生活的可能以及障碍，从而触及了一个同样突出的社会问题——山区人民的素质问题。《庄周》写的庄周也是古人，作品写庄周反对兼并战争，为了自由、平等、尊严，宁愿一生穷极潦倒。从作品的这些描写中不难看出，作家所关心的还是现在的人该如何生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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